2017年5月21日下午18：30，在诚意楼502教室，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社会学研究生党支部第36期“明德读书会”邀请了社会学专业的马榕那、唐炜两位同学分享关于“民主化”、“现代性”的专业书籍，台下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专注倾听，并展开了热烈讨论。
马榕那同学介绍了《第三波：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》一书，作者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·亨廷顿。这本书试图解释1974年到1990 年间这第三波民主化的原因、方式及其直接后果。作者重点阐述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对策，一是构建新型基层组织体系，将执政资源拓展到基层，因为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进程，同是执政党丧失阶级基础的危险期。二是强化政治认同，培育现代政治文化，实现从传统政治文化到现代政治文化的转换。三是巩固文化基础，积极塑造符合本国的特色文化。最后，马榕那同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，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民主化？应采取何种民主化模式？因为第三世界的民主制曾普遍陷入危机，民主甚至成为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和人民的沉重政治包袱。其实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，但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，需将民主与本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、政治制度和文化环境协调结合。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可谓一国一模式。
唐炜同学分享了齐格蒙·鲍曼的《现代性与大屠杀》一书。本书从社会学出发，解构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原因，挖掘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的选择性亲和机制，揭示现代机制的隐患——对道德的压制，最后回到伦理学，主旨是重建道德责任。鲍曼认为大屠杀的发生是现代性的雄心、官僚体系的配合和社会的瘫痪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，这无疑颠覆了过去研究的两种错误视角，把大屠杀看作仅仅和犹太人相关，看作反犹主义的集中爆发；或把大屠杀看作人类罪恶秉性的一次发作，是偏离了文明的结果。他强调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，大屠杀暴露了现代性被隐匿的状态和危险。作者深刻反思现代性，认为文明进程是对暴力的重新利用与再分配，暴力集中于监管者，脱离了社会普通成员的控制，结果出现了社会错位，政治力量凌驾于经济和社会力量之上，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。所以大屠杀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“文明”，恰恰是过于“文明”、过于“理性”了，我们要警惕裹挟着现代性的大屠杀以新的形式再出现。
讲座结束后，两位同学还与台下同学就著作所谈的民主化、现代性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思考进行了交流与探讨。至此，第36期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研究生“明德读书会”圆满结束。
